谄媚是阶级社会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经常运用的权术之一。谄媚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常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

    献媚，意思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做出某种姿态或举动。要献媚，就得知道主子的心性，知其喜怒哀乐而投其所好。主子爱财的可以为之献财，主子好色的也可以为之献身，主子仇视某人可以为主子走狗而咬之，主子怀疑某人可以为之告密而安之，种种举动，无非是获得主子的欢心，从而在主子高兴时可以从主子手中得到一块啃剩的骨头。

     对主子，最好的奉承就是尽一切可能让他满意，所以，并不是口头上讨好就能应付得了的，应该预先领会上司的意图，在适当的场合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并且把自己主动准备的预案、设想等提供给上司。这种能提出合乎上级想法的合理化建议的人最能得到主子的欣赏。

    自己有了一个好的设想，也不必急于提出、风头太劲，容易引起同事的忌妒和排斥，甚至引起上司的不安和反感。不如把设想谈给主子听，让它变成主子的想法提出实行，这样，同事之间相安无事，主子也会感到高兴，对你更为欣赏。

    在处理比较重大的事情时，如果你认为主子的指示确有错误时，也不必声张出去，你可以暗地里悄悄地委婉地向他提出暗示。如果他觉察到自己错了，他会对你的处理方法心存感谢。如果他不接受你的善意，一意孤行，也不必和他争论，只需在实施过程中灵活变通一下，使工作完成后再向他提一下你的想法，既然事情已经办好了，主子不会再说什么，而你的办事能力会给予赞赏。

    奉承主子时，有时当面赞美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说的话也是千篇一律的。如果在主子不在场时，你向同事或上司亲近的人赞美主子的种种过人之处，或者他的才能和个性魅力，让他们把这些话转达给主子，你的赞美就会显得真诚自然，奉承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主子的奉承，就是表示出自己对主子的言行的心悦诚服，所以光说不练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付诸行动，才能让主子产生真正的感动。要心悦诚服地学习主子的一言一行，养成与主子相同的喜好，让他觉得你是同类型的人，这样在心理上就容易产生亲近感，很快就会同你无话不谈了。

    学习提示：

    作为一个下级，可以叫别人来赞美自己，但绝不可用自己的嘴来赞美自己。

    借他人之口来奉承上司，更能增加赞美之词的真实性。

    即使是因服从主子的命令而做错了事，也要把这个责任担在自己肩上，这样，损失的只是些奖金，得到的却是成功的机会。

    奉承主子不能光在嘴上，要事无巨细，从点滴小事做起。

    警示牌：

    对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唯唯喏喏，点头称是，只是一个可怜的蠢奴才。

    这种手段，长期活跃在中国古代的政坛，对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个好臣子，要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巧言善辩之功夫，还要有邓勇敢为主子吸恶脓疮之勇，有吕不韦为主子献爱妾之识，有易牙为主子想吃人肉亲手杀子之狠，有赵师择为主子学狗叫之技等等。只要学会了这些就会像邓勇成了“财过王者”的暴富，像吕不韦当了一国丞相，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美梦，像易牙成了齐桓公的宠臣，委以高官，大权在握。像赵师择深得主子重用，从此飞黄腾达，家财万贯。何乐而不为！

一、谄媚之术的特征

    谄媚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讲，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以来，以阶级差别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而且在精神上实行奴役。严格的等级制度，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相应的“贱不逾贵” 、“下不僭上”的伦理道德观念。

    这一切，造成了不同阶级、不同等级的成员之间人格不平等的状况。有权有势有钱者，仿佛人格也随之高人一等；无权无势无钱者，似乎人格也理应遭到贬损。在冷峻的权势、森严的等级、万能的金钱面前，人们受到无形的精神绳索的束缚，容易对之产生一种畏惧和屈从的心理。

    谄媚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运用于统治阶级内部。谄媚是以“下”事“上”的手段，谄媚的对象必然在身分、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高于谄媚者，否则也就失去了谄媚的意义。中国古代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形成了多种层次的上下关系，从而为谄媚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谄媚之术，身披“亲情”、“忠义”之类的外衣，带着迷人的微笑，忸怩作态，演出了一出出令人作呕的历史丑剧。

    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它的实用性、无耻性、技巧性。

    所谓实用性，是就谄媚之术的目的而言。谄媚不是在做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谄媚者之所以卑身曲意，是出于实用的功利目的。

    《论语。阳货》中有一段明确的论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就是说“无所不至”的谄媚手段，完全是出于个人患得患失的实际功利目的。南宋朱熹在为上述这段话作注时指出：“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弑父与君，皆生于患失而已。”

    古人的这些看法，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从古代政治生活中的谄媚实例来看，也可得到证明。例如西汉后期，王莽父亲早死，家道衰落，本人落魄失意。年轻时代的王莽谄媚有方，立即把眼光转向了掌握朝政实权的姑母元后和叔父王凤。他“内事诸父，曲有礼意”，竭力奉承，媚态百出。王凤有病时，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这番表演终于得到了报偿，王莽很快就“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迈开了仕途的第一步。以后他又通过巴结元后，逐步升迁，官运亨通①。

    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是也。谄媚作为一种早期预付的投资，期待着未来获取更多的利润。汉文帝的宠臣邓通，“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

    平时朝廷正常的休假日，邓通也自愿放弃，用来陪伴文帝。文帝生有毒疮，“邓通常为上嗽吮”疮中的脓液。此事就连文帝的亲生儿子也嫌其恶臭而“色难之”。如此献媚，果然得到厚报：毫无才能的邓通，“官至上大夫”，并得到文帝赏赐的铜山，允许自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②。

    在政治斗争中，谄媚之术还是臣属自我保护的手段。东汉王充说：“夫顺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隙，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娴丽，面色称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③这些“顺阿之臣”、“佞幸之徒”谄媚的目的，即使不能得到“恩泽洋溢过度”，但只要揣摩君主的意图而说话行事，不与君主产生隔阂间隙，至少可以“无斥退之患”，避免被贬职罢免的危险。由此可见，保护乌纱帽，也是谄媚之术的实用功效之一。

    谄媚之术的实用价值，深受古代官场中人的重视。图谋进取者、邀恩求宠者、保官守禄者无不研而习之，传而教之。西汉大官僚陈万年，出身郡吏，历任县令、太守、太仆，终至御史大夫。虽本事平平，“然善事人”，赂遗权贵，“倾家自尽”。当其晚年之际，为于陈咸传授仕途经验，“召（陈）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半夜”，言犹未尽。儿子不胜其困，“头触屏风”。陈万年勃然大怒，责问儿子为何不听教诲。陈咸连忙叩头谢罪，解释说：父亲大人语重心长的千言万语，儿子早已心领神会，一言以蔽之，“大要数（陈）咸谄也”。陈万年尚知羞耻，顿时哑口无言④。有其父必有其子。陈咸不负父望，后来通过谄媚贿赂权臣陈汤，官位由太守擢升为少府。陈氏父子通达的仕途，充分显示了谄媚之术在古代官场上的神通。

    所谓无耻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本质而言。谄媚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度的厚颜无耻。为了巴结讨好权势者，可以将自己的人格尊严剥落得一丝不挂。无耻的程度，简直难以诉诸笔墨。女皇武则天帷薄不修，多有男宠。谄媚者投其所好，欲以男色取悦女皇。官员柳模自言其子“洁白美须眉”，自愿进献给武则天。更有甚者，官员侯祥自称“阳道壮伟”、“专欲自进”，自荐供女皇淫乐享用。其谄媚之无耻，就连当时的人们也认为是“无礼无仪，溢于朝听”⑤。后晋石敬塘为了讨好契丹贵族，不仅割让了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并且在４５岁之年，竟然尊认３４岁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明代宪宗荒淫纵欲，首辅万安进春藥助淫，时人称之为“洗屌相公”。⑥明孝宗即位后，７０多岁的万安又进“房中术”以求宠。⑦

    谄媚之术的无耻性，从上述数例中可略知一二。

    谄媚的无耻性，在谄媚者多变的嘴脸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他们所巴结的实际上并不是谄媚对象本身，而是谄媚对象所代表的权势和地位。一旦这种权势和地位发生变化，谄媚对象也就不成其为谄媚的对象了。战国孟尝君得势时，门客三千人。“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孟尝君后复得幸，背弃而去的门客立刻又趋之若鹜。虽然孟尝君恨不得“必唾其面而大辱之”，但他深知：“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不能“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于是“遇客如故” ⑧。唐代宰相萧至忠，为了巴结当权的韦后，将自己已经死去的女儿“嫁”给了韦后的亡弟。这场冥婚为萧至忠带来了荣耀和地位。当韦后在宫廷政变中败亡后，萧至忠“遽发”韦氏坟墓，“持其女柩归”⑨。谄媚者无耻的表演，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乃“事之固然”。

    无耻的谄媚，是与谄媚对象有意无意的鼓励分不开的。谄媚对象从谄媚中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人格上的尊荣感和满足感，必然会以投桃报李的方式鼓励谄媚者。

    《庄子。列御寇》中记载：“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座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赏赐的厚薄，完全是按照谄媚的无耻程度来确定的。为上者的鼓励，造成了为下者谄媚队伍的扩大。

    谄媚者争相讨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越是无耻的谄媚，越是可能得到谄媚对象的赏识，谄媚者的实用目的也就越是容易达到。

    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容貌俊秀，号称“六郎”。谄媚者纷纷赞誉：六郎美若莲花。唯有“为人佞而智”的宰相杨再思技高一筹，发表了新的宏论：“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于是杨再思成了这场谄媚竞争的胜利者。

    在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上下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对下为上，对上为下。谄媚者与谄媚对象之间的位置也是可以互换的。对上是谄媚者，对下又成了谄媚的对象。如上文所说的张昌宗，既是以男色取悦女皇的谄媚者，同时又是众多谄媚者争相巴结的对象。在“上”面前，谄媚者卑躬屈膝，低声下气，人格受到贬低和压抑；在“下”面前，原先的谄媚者摇身一变，需要从更多更无耻的谄媚中，补偿自己在“上”面前损失的人格尊严，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平衡。我们可以从北齐著名佞臣和士开身上看到这种情形。作为谄媚者，和士开“禀性庸鄙，不窥书传，發言吐论，难以谄媚自资”，深受北齐君主的信任，封为淮阳王。作为谄媚的对象，由于他权倾朝廷，“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适逢和士开患病，医者嘱服“黄龙汤”。“黄龙汤”者，粪便汁也。和士开面有难色，无法下咽。有谄媚者“请为王先尝之”，端起“黄龙汤”，“一举便尽”谄媚者同时又是谄媚的对象，无耻谄媚“上”的同时又需要来自“下”的更加无耻的谄媚。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官场普遍存在，起到了加剧谄媚手段无耻程度的作用。

    所谓技巧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手段而言。中国古代的谄媚，具有高度的技巧。谄而有术，媚而有方。史籍中有不少关于“巧佞”、“巧谀”的记载。

    谄媚的技巧，首先表现为它的欺骗性。为了达到谄媚的目的，谄媚的手段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欺骗的色彩。无耻的谄媚，在表面上常常装扮出一副堂而皇之的模样，仿佛是一种出自真实感情和忠诚义气的言语举动。这种手法，可以迷惑谄媚对象，使其产生一种误会，以为谄媚者亲己、爱己、忠诚于己，不知其奸，不察其伪，从而使谄媚更易于被接受，更易于达到隐藏在谄言谀行背后的真正目的。同时，谄媚披上“亲情”、“忠义”之类的外衣，还可以使其符合“亲亲” 、“尊尊”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避免被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所谴责和唾弃。在伪装之下，历史上的许多卑鄙无耻的谄媚行为反而成了“高尚道德”的举动。

    谄媚的技巧，还表现为它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谄媚可以做出因人而宜、因地而宜，因时而宜的不同的表演。中国古代“巧佞”、“巧谀”的实例实在太多，我们不妨正题反做，挑选两个笨拙、失败的谄媚实例，从相反的角度对此加以阐述。

    唐代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但却无品行道德。当他去探望患病在府的宰相姚崇时，涕泪纵横，一副不胜悲痛的模样。接着，他像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许多活鸟，请姚崇一一放生，同时他还口中念念有词：“愿令公速愈”。看到成敬奇的丑态，正直的姚崇“忿其谀媚”，虽然当场没有发作，事后不屑一顾地对人说：“此泪亦何从而来？！”从此“不复接遇”成敬奇不看对象，且谄媚的手法失之过假、过露，只能落个碰壁的下场。

    北宋丁谓出自宰相寇准门下，后官至参政。“尝会食中书，羹污（寇）准须。（丁）谓起，徐拂之。（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不顾身分，不看对象和场合，谄媚举动不当，结果被寇准当场耻笑，本人尴尬不已，无法下台。与上述两例相反，所谓“巧佞”、“巧谀”者们，总是暗中琢磨谄媚对象的心理，投其所好，不谄中有谄，不谀中有谀，谄媚的手法和程度恰到好处，使谄媚对象更容易受到迷惑。

二、谄媚手段

    中国古代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已如上述。就其手段形式而言，花样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择其大类，简论如下。

     谄媚手段之一：奉承吹捧。

    “甘乐谄谀，恶闻正谏”，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通病。所谓“从谏如流”、“闻过则喜”，只是古代统治阶级理想中的政治风范。唐太宗曾因贤臣魏征“廷争”，“常不自得”，恨不得“杀此田舍汉”。于是文德皇后朝服致贺：“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皇后巧妙的吹捧，使唐太宗转怒为喜。

    圣明有如唐太宗者尚且如此，其余更是可想而知。古代统治者“喜谀”的本性，为奉承吹捧的盛行，畅开了“绿灯”。

    奉承吹捧不同于发自内心的真诚赞扬，它是为“利己”而“誉人”的。谄媚者利用人们喜欢被人赞扬的天性，以奉承吹捧为手段，通过种种溢美之词，满足谄媚对象的虚荣心，从而达到讨好巴结的目的。吹捧作为一种谄媚手段，常常是不顾事实、不讲原则、没有是非标准的，或者无中生有、口吐莲华，或者夸大其词、无以复加。在吹捧者的口中，假的可以变成真的，错的可以变成对的，恶可以变为善，丑可以变为美，庸才成为天才，昏君成为圣主。廉价的赞誉之词，成

    为谄媚者猎取实际功利的“敲门砖”。奉承吹捧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谄媚对象的一切：门第、相貌、品德、才华、政绩、能力、语言、行为、爰及子孙后代、乃至生理缺陷，统统可以成为谄媚者吹捧的目标。清人石成金所撰的《笑得好》中，记录了这样一则笑话：某秀才善谀，恰逢县宫“忽撒一屁”，秀才灵机一动，拱揖进辞曰：“太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香，生员立于下风，不胜馨香之至。”虽然这只是一篇游戏文字，但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谄媚吹捧者的丑态。

    谄媚手段之二：自我贬损。

    此种手段，与直接的奉承吹捧有着明显的区别。谄媚者主要通过语言和外在行为，“翕肩屏气，舐痔折肢”

    A H    ，公开表现出一种奴性的臣服和屈从，自我降低人格，自我贬损贱辱，以此反衬出谄媚对象的高贵尊荣，使其获得心理上的某种满足。为“下”者的奴性心理状态，对于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和等级观念是极为有利的，因而受到为“上”者的鼓励和诱导。为“下”者通过自我贬损来谄媚为“上”者，常常容易奏效。这种状况，促使谄媚者自我贬损的手法和程度越发卑鄙无耻。

    《大唐新语》中记载了如下一件自我贬损的实例：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休养，众僚属登门探视慰问。侍御史郭霸“独后”，“请视（魏）元忠便液”。“视”而不足，又“固请尝之”。一口尿液进嘴，郭霸喜形于色，立即向顶头上司道喜：“大夫泄（尿液）味甘，或难廖，而今味苦矣，即日当愈。”谄媚之丑态，溢于言表。类似的实例，上文已多有论及。

    为君主吮吸疮脓者有之，代权贵饮服“黄龙汤”者有之，闻屁而赞不绝口者有之，年高而自称为子者有之，献妻纳子者有之。对谄媚者来说，只要能够讨取谄媚对象的赏识和欢心，什么“人格”、“自尊”，统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

    谄媚手段九三：取悦讨好。

    唯上之所好而为之，也是谄媚的重要手段。“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谄媚者的一切，都是随着谄媚对象的好恶而转移的。他们一言一行的出发点，就是投其所好，博取欢心。《墨子》中记载：“昔者楚灵王好细要（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肋息然后带，执墙然后起“。此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取悦于“上”，可以无所不为。讨好行为的本身，并非出自谄媚者的本意。“以一饭为节”，当然不能满足楚灵王之臣的口腹之欲，但这却是达到“细腰”所必须的过程，因而不得已而为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是谄媚者通过克制自己正常的欲望来取悦讨好对方。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谄媚者更多地采用欺骗的手法，只在表面上做出虚假的表示，同样达到了取悦讨好的目的。隋炀帝杨广在即位之前，为夺取储君的地位，极力讨好父皇文帝。文帝即位之初，崇尚“节俭”。杨广便投其所好，装出一副节俭的样子。文帝至杨广府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杨广）不好声妓，善之。”其实杨广并非真的“不好声妓”，只不过是利用破旧乐器作了一场表演的道具。从上例可以看出，谄媚者取悦讨好的行为，带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性和虚伪性。投其所好，须要“投”得准，否则便会“费力不讨好”。谄媚者深知其中的奥妙，对于上之所“好”，极力探测揣摩，“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
隐求，即是指暗中揣摩的过程；偷合，则是指恰到好处的谄媚效果。

    谄媚手段之四：顺阿逢迎。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为“上”者唯我独尊，为“下”者唯长官意志。这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作为一种谄媚手段，顺阿逢迎表现为不讲原则立场，不顾是非标准，丧失政治气节，泯灭个人意志，一味顺从迎合谄媚对象的意愿，“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顺阿逢迎，就是要恪守臣道，不逆龙鳞，避免触犯上级，避免惹事生非，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及仕宦爵禄。唐代宰相娄师德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当他的弟弟出任刺史之际，娄师德问以自全之道，其弟长跪答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不料娄师德大为不满：“此适所谓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若笑而受之。“正是这种没有气节的自全之道，使娄师德在政局动荡多变的武则天时期，“竟保其宠禄”为“下”者的顺阿逢迎，常常是为“上”者滥施淫威的结果。在历史的舞台上，一大批唯上之所是为是、唯上之所非为非的驯服工具，必然是伴随着独裁的君主和专权的重臣同时出现。秦二世时，“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一场“指鹿为马”的政治测验便在朝廷上进行。大臣中有骨气而无勇气者“或默”；既无骨气又无勇气者“或言马以阿顺赵高”；只有那些骨气、勇气俱备者“或言鹿”。“言鹿者”事后均被赵高暗中寻机陷害，“后群臣皆畏（赵）高“唐代把持朝政大权的奸相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乃对群臣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杖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群臣慑于淫威，且贪图禄位，不愿因“一鸣”而被“斥去”
，“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谄媚手段之五：巴结投靠。

    谄媚的捷径，莫过于与谄媚对象直接建立某种亲近的关系。谄媚者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宠遇，并缩小与谄媚对象之间身分上的差距。同时，一旦跃入“龙门”，身价顿时百倍，谄媚者又可以成为更多谄媚者的谄媚对象。

    对于谄媚者来说，此种一石三鸟的有效手段，岂能舍弃不用？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争相巴结投靠、企图攀龙附凤的谄媚者比比皆是。明代宦官魏忠贤权倾一时，朝廷文臣武将纷纷投其门下，时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LG.唐代宰相萧至忠将亡女嫁于韦后亡弟结为“冥婚鬼亲”之事，已见前述。与萧至忠同一时代的御史大夫窦怀贞，曾在一个岁除之夜受到唐中宗的戏弄：将韦后的老乳母赐予他为妻。恬不知耻的窦怀贞为了“自媚于（韦）后“，“纳之不辞”。尽管韦后败亡后，窦怀贞“手斩其妻首以献”，表示与韦后划清了界限，但在韦后当权时，窦怀贞却因与韦后建立了这层关系而“欣然有自负之色”，每逢谒见及进奉章奏时，总要洋洋得意地自称“皇后阿（乳母之婿的时称）”。

    上述各类谄媚手段，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目的和效用都是一致的。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谄媚之术日趋巧妙圆滑，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丑恶无耻的谄媚行为，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痼疾和官场恶习，流毒极为深广。

三、谄媚之术的恶劣影响

    谄媚，作为一种政治痼疾，是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

    在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高度集中的权力。撇开君主的个人政治素质不谈，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地将会造成君主的唯我独尊和独断专行。君主的意见，必然是绝对的正确，不容臣属怀疑相左。君主的决定，必然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臣属只能无条件地服从。

    君主的形象，必然是高大圣明，臣属必须膜顶礼拜，不容有丝毫的不敬。

    君主的愿望，必然是天经地义，臣属必须设法予以满足。对于专横跋扈的君主来说，他们将臣属视为草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难以容忍臣属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个人主见。对于喜怒无常的君主来说，臣属更是他们滥施淫威、肆意凌辱的对象，臣属动辄得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伴君如伴虎”。上述种种情形，不仅表现在古代君臣之间，在官僚政治各个层次的上下级关系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必然导致臣属的奴化心理。由于君主对臣属具有生杀予夺之权，臣属的命运取决于君主的好恶。严酷的政治现实的教训以及传统“尊尊”、“忠君”、“顺上”

    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大大强化了臣属的奴化意识。他们迎合君主和上司的心理，宁肯做庸碌卑顺的奴才，不愿或不敢做锋芒毕露的人才。例如上文曾提到的汉代陈万年、唐代娄师德等人，就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造就的一大批人格严重扭曲、奴化意识强烈的官僚队伍中的典型代表。

    应当着重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中，充斥着进行奴化教育的内容。所谓“忠臣”、“良吏” 、“孝子”、“顺民”，实际上很大程度就是奴才的化名词。那些为统治阶级所津津乐道的政治道德说教，很大成分则是论证臣民为什么要做奴才和怎样做奴才的学问。

    谄媚又是同权力崇拜分不开的。谄媚者对“上”顺之唯恐不及、谄之唯恐不媚，不仅是出自无意识地、本能地对权力的畏惧和顺从，在更多的场合则是一种实现权力欲望的手段。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极大地刺激着统治阶级内部各种野心家的胃口。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条件下，权力和权位只能来自君主和上司，权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于“上”的赏识和恩赐。因为，谄媚之术事实上成为古代庸官俗吏的主要为官之道。为了达到追逐权力的目的，野心家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以谄媚君主和上司作为发迹进取的跳板。

    从上文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所必然产生的这些结果：君主的唯我独尊和独断专行、臣属的奴化意识、野心家的权力欲望，都在客观上成为谄媚之术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换句话说，在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条件下，谄媚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无法医治的一种政治痼疾。谄媚，作为一种官场恶习，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强热的腐蚀作用。

    谄媚对于古代政治的危害，首先表现为佞臣“误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将个人的私利凌驾于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使传统的“忠君爱国”的古代政治道德观念从根本上产生动摇，因而不利于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

    历代佞臣亡国的历史教训，使在位君主不得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佞臣者，谄而不义，媚而不忠。对于君主来说，满足于谄媚带来的一时之快，也许将造成现实的亡国之恨。西汉刘向评论说：“谄言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这番议论，虽有“吾皇圣明、罪在臣躬”之嫌，但也确实说明了谄媚的危害。

    谄媚可以起到“惑上”的作用，使“英武聪察”之主与“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谄媚者的吹捧讨好，使为“上”者飘飘然、昏昏然，更加脱离实际，更加没有自知之明。谄媚者的顺阿逢迎，又使为“上”者更加妄自尊大，更加任意妄为。谄媚者的巴结投靠，则容易造成昏君与佞臣的结合，如蝇逐臭，狼狈为奸，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使政治状况更为黑暗。

    “恶中立巧者，谓之佞人”，“佞可知，人君不能知”谄媚的巧妙，使其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加之君主往往从个人好恶出发，悦而不知其非，近而不知其伪，则使谄媚“蒙蔽惑上”的作用更容易发挥得逞。

    北齐佞臣和士开曾劝齐帝及时行乐，其语甚殷：“自古帝王，尽为灰烬”，“一日快活敌千年”，劝君“无为自勤苦”佞臣的款款昵语，正中昏君下怀。

    剥削阶级腐朽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仅不能觉察谄媚，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谄媚、喜爱谄媚、鼓励谄媚。谄媚不仅“误国”、“惑上”，且能“乱臣”。谄媚之术的盛行，对古代官僚队伍的建设产生着极为强烈的消极影响。

    谄媚者“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以佞加官，以媚晋爵，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实际上成为古代官僚队伍的附赘悬疣。谄媚之术还造就了一大批唯唯喏喏、唯长官意志的庸官俗吏。
他们具有严重的奴化心态，一切按上司的脸色行事，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的主见，办事不负责任，遇事上推下卸，尸位素餐，只图容身保位。唐代众多的宰相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物。

    当时的人们为之起了一个形象的名称：“伴食宰相”。任人唯“谄”而非任人唯贤，阻塞了古代政治正当的仕进之途，加剧了“佞臣”与“直臣”、“忠臣”“能臣”之间的矛盾。决定仕宦前程的主要因素，不是才能和品行，而是谄媚的巧妙和无耻。这种状况，势必对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产生腐蚀作用，从而严重削弱官僚政治的机能。

    枉法乱政、败坏吏治，是谄媚之术盛行的又一个后果。谄媚公行，法纪荡然。谄媚者为了巴结讨好权势者，可以不顾剥削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无视法纪的尊严，枉法循私，乱政求宠。唐代权臣杨国忠之子参加科举考试，因“学业荒陋，不及格”。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未敢使其落第。当杨国忠听了“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的报告后，并不满意，大发雷霆：“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类！”达奚珣惊恐惶惶，立即将杨国忠之子置为“上第”此为主持考试的谄媚者枉法的实例。其他如执政行法的谄媚者，因人行法，看风使舵，“既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进贡行贿的谄媚者，法外施税，无端掠夺，盘剥百姓，以娱上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之，谄媚之术的盛行，“误国”、“惑上” 、“乱臣” 、“败法”，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速了古代政治道德的沦丧，加深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造成了危害。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中的有识之士们从不同的角度异口同声地对谄媚之术进行了谴责讨伐。孟子对逢迎谄媚深恶痛绝，认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这是因为“君之恶心未发，臣以谄媚逢迎而导君为非，故曰罪大”唐太宗在总结前代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时，感慨地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历代的一些直臣更是纷纷发出了“远佞臣、戒谀言”的大声疾呼。古代的“贤哲”、“圣君”、“直臣”们对于谄媚之术表示出如此的愤慨和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言论，并非无的放矢或杞人忧天。正是谄媚之术所表现出的对古代政治的强烈腐蚀作用，才使他们企图为统治阶级敲响警钟。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谄媚之术是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无法根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恶习。

    ① 《汉书。王莽传》② 《汉书。邓通传》③ 《论衡。定贤》④ 《汉书。陈万年传》⑤ 《旧唐书。张行成传附》⑥ 见温功义：《三案始末》，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８页。

    ⑦ 《明史。万安传》⑧ 《史记。孟尝君列传》⑨ 《新唐书。萧至忠传》《新唐书。杨再思传》A B《北齐书。和士开传》A C《大唐新语。卷九》A D《宋史。寇准传》A E《贞观政要。论君臣鉴戒》A F《隋唐嘉话》上卷A G《朝野佥载》卷５A H《论衡。答佞》A I    L K《墨子。兼爱中》A J《隋书。炀帝纪》A K刘向：《说苑。臣术》L B L C L I《隋唐嘉话》下卷L D《史记。秦始皇本纪》L E《资治通鉴。唐纪三十》L F《明史。魏忠贤传》L G《新唐书。窦怀贞传》及《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L H《明史。佞幸列传》L J《北齐书。和士开传》M B《汉书。佞幸传》M C《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M D《汉书。王温舒传》M E《孟子。告子下》及赵岐注M F《贞观政要。杜谗邪》M G